编者按：一个英国记者曾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社会状态有一段描述“领导装模作样地坚信马列，群众装模作样地拥护领导，领导又装模作样地做出接受拥护状”。英国记者的讽刺，其实点明了当时苏联社会状态，他说出了真话，但那时苏联根本没有警惕性。
美国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之时，一直寻找机会，耗费大量的钱。终于等到赫鲁晓夫上台，他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有资料认为，美国快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曙光”出现了。
西方曾决定用600亿美元作为和平演变费用，基辛格当时说了一句话：没必要花这么大价钱，直接在苏联内部成立“第五纵队”，培养美国的代理人。由此可见，并不是和平演变没有成功，而是继续实施，只不过有了更针对性的演变手法，直接采用培养代理人的手法。如果苏联是铁板一块，恐怕基辛格不会建议在苏联建立第五纵队，也不可能培养代理人。
和平演变制定者杜勒斯之所以制定这个策略，他意识到武力无法打败当时的苏联与中国，也只能想这种方式。他制定的和平演变时间没有止境，直到发挥作用，推翻目标国。不过基辛格的第五纵队以及培养代理人的战略，都是在和平演变渗透的基础上形成的。
1968年9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盛大的节日 巨大的鼓舞》一文，其中提到“为了永远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北京邮票厂的工人和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的设计人员连夜奋战，设计出大型彩色纪念邮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画面呈现出全国亿万革命群众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喜庆景象”。邮票拟定于1968年10月1日国庆节发行。
苏共失败、苏联解体，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和辨析。二十年来，政治学术界对苏共失败的原因概括了四句话：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在诸多原因中，必然有一种是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
从根本上来说，问题主要出在苏共党内：首先，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的历史，“高唱活人、不谈先烈”，终于导致了苏共党亡政息。其次，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不打自招：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面对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现状，他说：“我生活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三，党的组织丧失了先进性。随着苏共领导层的蜕化变质，苏共基层组织也丧失了先进性，失去了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质量下降，严重脱离群众，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其四，党纪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第五，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总之，苏共失败的教训，需要很好总结，以便成为我们的鉴戒，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些年，有这样一些高干，他们逢会必讲“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但是，你问他什么是“两个确立”？他结结巴巴；你问他什么是“两个维护”，他吞吞吐吐；你问他什么是“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他答不上来。
但是，你私下里跟他们讲市场、资本和金融，他们聊起来带劲得很，看到满地的韭菜，那个饿狠狠啊;你给他们聊女人、喝酒、打牌，他们两眼放光，看到无穷的欲望，那个爽歪歪啊。
这些个领导干部，骨子里就根本不信马列主义，从根本上是反对“一元论”，只不过是时机未到，于是喊口号、做样子、表忠心，表演得何其好啊，可以拿“奥斯卡奖”。
这种现象不得不警惕，因为堡垒往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内鬼比外敌更可怕!
比如，苏联亡党亡国前有“三个征兆”——
一、领导装模作样地坚信马列
戈尔巴乔夫在1952年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口号喊得震天响，表态要永远忠于共产主义，并愿意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
到了1971年，他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他高唱要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继续前进，并对下属反复提要求：要用勃列日涅夫主义武装头脑，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勃主义的坚定信念者和忠实实践者。
然而，这一些都是作秀!
1999年，68岁的戈尔巴乔夫访问土耳其。在著名的安卡拉大学(相当于中国的北大)，做了一场演讲，戈尔巴乔夫慷慨激昂地说：
“我早在1953年时(22岁)，就对苏联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我的生活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我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推翻苏联体制)比我还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只有身居高位，才有更大的作为。妻子让我要坚持往上爬。”
根据相关资料解密，美国中情局很早就掌握了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包括他的性格、爱好、家庭和政治倾向。
在戈尔巴乔夫还是个处级干部时，美国中情局就开始扶植他了，通过各种人脉打招呼、资金利益输送帮助戈尔巴乔夫升职。
从大学毕业，仅仅16年，戈尔巴乔夫就成长为苏共中央委员。
1980年，49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跻身苏联第二号人物。
1985年，戈尔巴乔夫竟然通过合法程序当选为苏共最高领导人。
事情就是这么偶然和滑稽，这样一个对苏联体制严重不满人，竟然一步步往上爬，被苏联体制推举到权力的顶峰。
殊不知，提拔他的前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竟然也是个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念的家伙。
勃烈日涅夫曾私下对其弟弟说：
“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许多官员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
在这样的从政环境下，苏联官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才逆淘汰现象——小人淘汰君子、庸才淘汰人才、狗熊淘汰英雄。
随着“劣币驱逐良币”愈演愈烈，一个有2000万党员的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二、群众装模作样地拥护领导
十月革命前，列宁曾设想要建立世界上最民主的政体，实行最民主的选举制，一切官员都经普选产生，但这些过于理想化的设计并没有变成现实。
苏联宪法虽然规定权力属于人民，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但因为没有相应的形式做保障，民众实际上处于无权的状态。
按照党章，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理应决定党的方针政策，但苏共的代表大会越来越变成通过政治局会议决议、为最高领导人唱赞歌的集会。
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代表们发言的内容实际只有两条：一是汇报自己的工作；二是颂扬党的领袖。参加会议的代表越来越多，使讨论问题成为不可能。
好大喜功的赫鲁晓夫把党代会变成了大聚会，1961年的二十二大出席大会的有4394名有表决权和40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976年的二十五大取消了没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大会的代表有4998名。
此后苏共代表大会的人数相对固定到近5000名。代表们来莫斯科开会，更像是来过节，外地代表可以买些紧俏商品带回去。
何止苏联开大会代表们表面上拥护领导。上级领导下去调研，基层群众也不得不装出一副拥戴的样子。
领导出行，一般是“座谈一排排、出行一串串、吃饭一桌桌”，“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顺着彩排走、对着稿子念、拿上材料撤”……从苏联群众编排出来的顺口溜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基层干部群众对官僚主义现象的深恶痛绝，但是当领导下车时，群众还是要装出一副热烈欢迎是姿态，前倨后恭，一点也不敢怠慢。
三、领导又装模作样地做出接受拥护状
群众的夹道欢迎，领导也要装腔作势地表演一番，握个手，讲个话，合个影，提个词。整体氛围看起来是那么地的“和谐”，那么的“喜大普奔”。
为了表示自己很受群众拥护，苏联领导人喜欢自己给自己发奖状。
据资料统计，勃列日涅夫一生至少获得过114枚勋章，其中还不包括其他国家授予的荣誉勋章。
我们知道“苏联英雄”勋章是苏联的最高荣誉，此前只有朱可夫元帅获得过4次该勋章。可在勃列日涅夫生日70岁那天，他获得了第四枚“苏联英雄”勋章和“苏联元帅”勋章。
一则笑话说：如果鳄鱼吞下了勃列日涅夫，那么它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消化那些金属奖章。另一则笑话说：最近勃列日涅夫要做扩胸手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胸部不够挂奖章了。
还有的人说，有一次莫斯科发生了地震，人民询问地震原因，原来是勃列日涅夫挂满勋章的外衣掉地上了。
最喜欢收集勋章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网友送外号“苏勋宗”。
而勃列日涅夫是个什么人呢?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辞，都要别人起草。晚年，即便是念稿子，他也经常出错。
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这样工作好像十分光荣”，但是“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据查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夫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没有标点符号，甚至有些人名都拼写错误。在这些便条中，从来就没有发现勃列日涅夫对哪个问题有什么主意或创见，更不用说出现过“思想火花”了。
这就是苏联解体前的征兆，值得我们深思啊!
苏联亡党亡国，怪人不如怪己。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
美国人再阴险，根子还是苏联内部出了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外债高起、贪污腐化……这些都是苏联屁股上自己拉的“屎”，没有这些“屎”，美国再厉害，也挑动不起来。
此时，我想起了陈云同志的告诫：
“要警惕‘抬轿子、吹喇叭’的人。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
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再次强调：
“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配资代理，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